袁靖华 等 | “影子种族主义”：国际新闻中的话语霸权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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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

袁靖华，女，教授，博士

童威楠，女，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中文研究文献中首次有效提炼并应用DTA理论工具，考察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的新闻框架，发现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的“东方主义”叙事演进为“影子种族主义”，对中国科技实行符号掠夺与资本侵吞的双重劫掠，以维系美国全球霸权利益。其具体实现路径为：（1）贩卖中国“坏消息”的媒体经济利益诉求和美国政府寻求对华科技遏制政策的政治诉求，成为西方媒体对华报道态度的主要内生变量；（2）涉华科技新闻深深植根于霸权统治结构中，成为国际冲突政治进程中帝国霸权的舆论操控工具。对中国科技的污名不仅存在于新闻框架中，也存在于媒体的整体议程中，旨在以美国霸权为核心实现舆论动员并驯化国际社会关系。反抗美国霸权话语的国际霸凌，需识破其“影子种族主义”话语本相及新闻专业主义伪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积极推进国际传播新秩序。

关键词：影子种族主义；国际新闻；话语霸权；科技报道

正文

全文约11205字

前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加速发展的5G、智能制造、量子计算等前沿新科技开启了基于数字连接、共创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现代、科技、开放、进步”不再是西方文明的专属。“国际体系现在显然正处于一种即将发生重大结构变化的状态”［1］，西方在新技术经济及社会治理等领域的主导优势渐褪光环，“不可抗拒的力量转移到新的亚洲半球”［2］。对此，西方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已有研究关注了西方媒体涉华科技报道所呈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在一段时间或展现了一个积极有活力的中国科技形象，更多则是建构了中国科技的负面形象。［3］［4］［5］［6］［7］

透过表面上这种阴晴不定的叙事倾向变化，关键是要揭示西方媒体对华新闻生产背后的话语逻辑。有学者构建了1990—2008年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坏消息”指数，发现美中贸易逆差扩大和中国的坏消息频率增加显著正相关：随着国会越来越关注中国，中国成为一个更突出的讨论话题，媒体发现以负面视角报道中国更有市场价值。［8］ 美国媒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逻辑来判断新闻价值，涉华报道实是通过“贩卖”中国的“坏消息”以获取更高利润的一桩生意。还有研究指出，西方媒体通过肯定西方美国的优越性，构建“东方”“中国”的文化道德低劣性，将中国负面形象具化为迫在眉睫的威胁来源，用以塑造西方继续全球扩张和资源控制的正当理由，证明其对中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与政策的合理性。［9］ 

如果说贩卖中国“坏消息”的经济利益诉求和美国政府寻求对华强硬政策的正当性，是决定西方媒体对华报道态度的内生变量，那就需要揭示出这两个变量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中介影响因素。本文以话语理论分析为研究路径，观察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的涉华科技报道，从微观话语、符号资本、意识形态三个层面，递进研究了媒体经济利益和政府舆论动员在针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战中的同谋关系及实现机制，深入揭示了由此形成的基于“影子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舆论操控术，及其合围并掠夺中国科技的符号资本以共谋美国霸权利益的话语再生产过程。

（图片源自网络）

01

研究设计

（一）DTA理论与方法

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提出了批判话语的三维分析框架：描述文本话语特征、阐释文本生成过程、解释文本社会实践，以揭示意识形态和权力滥用在特定社会问题的话语建构中的作用，［10］但被诟病为忽视了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深层社会机制与宏观历史视角。［11］迪杰克（Van Dijk）提出要研究社会政治的话语和语境的关系，［12］沃达克（Ｒuth Wodak）等提出四层次的话语历史分析框架：语言分析、话语理论、中等理论和宏大理论。［13］呼应这一期待，由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拉克劳和墨菲（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为支撑的话语理论分析（discourse-theoretical analysis，以下简称DTA），进一步发展了话语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路径。

DTA着重研究话语意义结构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话语斗争和话语接合实践的过程，［14］不仅关注媒介文本的结构分析，还关注其生产和接受过程、宏观社会语境与话语建构的影响互动、领导权的接合实践，［15］ 将“话语”定义为“一种不断协商和建构的意义结构”［16］，通过连接意义节点生产相对稳定的接合实践的意义，所有社会现象和对象都是通过话语获得意义及身份建构，进而通过“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挖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表征的意义结构。［17］本文从中提炼出两组分析工具：

1.“节点-象征链-领导权”

节点即在话语中建立的中心能指，其意义依赖于遣词造句的表达，如样本分析语料库中的高频主题词。DTA视“话语是社会构成的一个中心时刻” ［18］，“由接合实践生成的结构化整体”，一组彼此铰接的能指的集合，［19］通过接合用以支持言说主体力图表达扩展的象征链。而象征链中的“等价链”和“差异链”则分别用以表明政治话语中关于我们-他们的区别性身份建构，以表示政治敌意或联盟。［19］（127）“政治是一种系统化、限定差异、界定自己不是什么、从而（重新）建构自身身份及其相关话语的策略” ［20］，身份总是社会建构的，“他人的象征地位是构成任何身份（包括他人身份）的组成部分”。［19］（111）媒体话语往往以比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表达更巧妙的特殊方式对现实予以象征和系统化。［19］（131）通过中心节点，观察等价链所建构的认同性身份联盟、差异链所建构的对抗性身份敌手，有效揭示隐含的权力关系。

由节点构成的象征链与布尔迪厄关于“符号资本”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理。象征链是由话语节点构建起来的符号资本的生产链条。话语作为符号资本的运作形式，具有物质性的影响，通过研究建构社会秩序的话语，持续关注思想和权力关系的物质性，进而从历史、空间和政治的维度来理解和批判塑造世界的各种话语力量，话语的物质性影响正如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等其他资本的转换关系那样具有重要的“社会联结性”。［21］

2.“霸权-认同-意义生产”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指出，统治集团并不是简单地将一种阶级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人，而是提供了一种清晰的原则，将不同意识形态要素统一成一种世界观，进而在社会体系中拥有道德、政治和智力上的领导权。通过将谁应被视为权威的常识性观念永久化，从而帮助体系在不牺牲合法性的情况下维持稳定控制。［22］ 霸权因此是一种“大规模同意既定秩序的系统工程”［23］，具有认同性控制力。

DTA以霸权为关键概念，批判当代全球社会的权力不平等：特定政治理念、潮流和干预、规范和权力制度在特定社会中的支配地位。霸权由基于象征链构建的领导权发展而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话语关注的是政治决策的正当性、特定利益的社会霸权以及将其自然化的意识形态意义”［24］，意义总是依赖于特定的霸权表达［19］（122），“话语的物质性”决定了话语的思想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居首要地位。［19］（108）霸权通过将其相对固定在称为节点的特定能指周围来构建意义，即“接合”实践的目的是“构建和稳定意义体系”，实现意义认同。［19］（99）霸权“接合”的条件是对立力量的存在和分离它们的边界的不稳定，人们在话语中关于霸权的争夺往往也是认同与对抗之间的身份迁移过程，在节点串联的象征链中表现为等价链与差异链的构建与争夺。［25］

霸权掩盖了具化的社会关系、经济过程或政治制度的权力干预，以及社会生活的偶然性特征，对社会关系的组织、日常生活行为或财富分配都有物质影响。［26］霸权话语因此是一种具有资本再分配功能的符号控制手段。媒体在维护政治体系的权威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闻范式往往被视为是在与霸权进程有关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27］国际新闻制作是一场领导权的较量，国家权力起着决定性作用。［28］媒体话语及其叙事争夺，不仅是关于意义的争夺，更是权力和资本的争夺。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往往是新闻框架的主要来源。媒体通过有选择的内容将其构建成连贯的结构来传播意识形态。［29］李金铨亦指出，美国媒体对国际事务的报道倾向于再现“霸权假设”，这些假设往往来自于美国国家利益之下的精英共识。［30］媒体话语生产意义的过程亦是一个观念竞逐的场域，随着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的“科技遏制战”，美国媒体向全球传播的过程，则是持续不断占据争夺全球“领导霸权”的实践过程。剖析美国媒体涉华科技报道的新闻话语生产与美国全球霸权的关系至为重要。

（二）语料库辅助的微观话语分析

DTA可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辅助实现微观话语分析，主要有主题词分析和一致性分析两种定量技术，“自下而上”获得基于统计计算的频率模式和主题词。［31］主题词分析通过语料库词频对照工具，找出高频词列表，用以锚定话语表达象征链上的中心节点；一致性分析采用词聚类工具，结合细致文本阅读，寻找与节点具有语义网络联结、上下文共现的词丛，以识别其话语模式与意义指向；并通过文本细读和语义语境分析，结合具有话语中心性的主题节点及其聚类词丛，分析媒体话语在维持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过程中内外部同谋、建构、加固霸权的语法结构逻辑。

1.作为样本的《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美国付费发行量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报刊，日发行量220万份，亚、欧等各版全球总发行量超过1200万份，每日读者约2000多万，主要有企业高层管理者、政府官员、商界决策者及股票市场投资人等高端精英人士，读者群平均家庭年收入15万美元。“它是美国资产阶级在金融、财贸界的喉舌，主要反映中西部大资本家集团利益，同时也反映中小企业主利益。”［32］［33］［34］《华尔街日报》社论专栏还影响美国政界，提供了美国精英阶层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基于为企业主服务的宗旨，《华尔街日报》长期关注全球科技领域，并在2000年后设置了每年一度的“技术创新奖”（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ards），其报道已成为全球资本投融资发展风向标，牵引着全球科技产业资本流向。

2.文本采集与语料库建设

2016—2020年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至为关键的转型期，美对中战略逐步从“接触”转向“遏制+竞争”，关注这一历史时段的科技议题，可系统捕捉美国精英阶层对华科技崛起的心理认知及共识形成过程。综合刘建明、胡红、蒲平、王异虹等对科技传播内容的筛选办法作为内容相关度的判断依据，［35］以“China”/“Chinese”为关键词全文检索《华尔街日报》英文版的官网数据库，结合全文阅读，采集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有关涉华科学知识、科技政策、科技人物、科技成果、科学工程、科技公司、新科技应用等报道，剔除无关项后获得1558篇文本共1330738个单词的基础语料库，剔除虚词后获得有865854个实词的《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语料库。

（图片源自网络）

02

研究过程与发现

（一）新闻类型变化与舆论动员过程

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新闻年均超250篇，包括：消息类新闻、解释性深度报道、社论或专栏评论，其月度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新闻类型分布

消息类新闻的首个峰值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一年，也即2016年。美国大选虽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该年中国科技应用如火如荼，涌现了线上支付、共享经济、电动汽车等，美企看好投资中国市场，相关科技资讯被《华尔街日报》第一时间报道。第二个峰值在特朗普执政期的末尾，也就是2020年下半年，尤其是8、9、11月，对应收购Tiktok、蚂蚁金服上市受阻、中国疫苗海外应用等议题。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里，深度解释性报道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出现了2018年12月、2019年1月、2020年8月3处峰值，分别对应华为孟晚舟被捕案，美国政府先后发布针对TikTok、微信的禁用令等事件。解释性报道主要是深度解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跟踪报道政策后续影响等，体现出媒体议程与政府议程高度一致的特点。解释性报道较多的月份，社论和专栏评论文章也显著增加，且单篇文本篇幅更长、字数总量更多。可见，涉华科技报道是《华尔街日报》投入较多资源生产的重要新闻产品，不仅报道重要事件消息，且配发解释分析、评论阐发。

消息类新闻、解释性报道和专栏社论，三类文本的主观倾向性是逐渐递增的。与消息类新闻强调客观报道不同，解释性报道最突出的特征是解释新闻事实“为何发生”“有何影响”“导致何种结果”，并通过隐蔽的议论来揭示新闻事件的本质意义。［36］社论和评论重在发表主观议论，舆论引导意图最突出。从2017年开始，《华尔街日报》越来越多地对涉华科技报道进行深度解释和评议，用更具主观倾向性的话语引导舆论、动员民众，限于篇幅，以下仅举3例。

例1：由行业和政策专家起草的白宫报告警告称，“中国的政策正在扭曲市场，破坏创新，减少美国的市场份额，并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北京……间接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2017年1月12日）［37］

例2：……在准备挑战硅谷的全球霸主地位。……微信最近在布鲁塞尔吹嘘它收集了多少关于潜在欧洲游客的数据，……打开你的手机，下载微信，订阅，这足以让你成为原告并撼动世界。（2017年4月5日）［38］

例3：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塑造成一个世界强国，与美国在全球进行霸权竞争。［39］

其中，18篇社论标题醒目直白地强调对中国科技的敌意立场和科技战姿态，占涉华社论总量的近1/3，列表如下。

表1  《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社论标题列表

《华尔街日报》的9人核心编辑小组负责社论和专栏文章，主编保罗·A·吉格特（Paul A.Gigot）直言：“发表社论及言论的目的是……宣扬和提倡那些我们认为可造福于大众的观点和政策。通过旗帜鲜明地表达我们的观点，加强读者的认知。”［40］综合看，《华尔街日报》在涉华科技议题上的舆论动员是全方位的：从鼓动科技企业到鼓动普通民众，全面突出中国科技的不义性、低劣性、政治污名性、威胁性，渲染对美国企业、个体隐私、军事安全、国家安全等的威胁，不断凸显行业、企业、专家、白宫、军方、国务院等各界精英对中国科技的不信任，鼓噪加大对中国科技的审查、防范与遏制成为社会共识。 

1.技术不义性

质疑中国技术来源的合法性和使用正当性：频繁报道美企或政府受中国黑客攻击或中国在美学者、学生以间谍被捕的新闻，用“幽灵”“盗贼”等隐喻涵化受众对“中国人是窃贼”的形象认知；对共享单车、手机支付、人脸识别等科技应用，侧重放大风险隐患：共享单车带来车辆损毁、盗窃等社会问题，人脸识别带来个人隐私侵犯和泄露，天网系统监视民众，渲染受众对中国科技的警惕和恐慌。

2.技术低劣性

塑造中国产品低劣形象，固化刻板印象：反复突出“中国＝假货”，频用中国的“美国品牌”这一方式，如“QQ: The Closest Thing to Snapchat in China”（《QQ：中国最接近Snapchat的事物》），强化中国科技产品与“山寨”“低劣”“粗糙”等负面词的关联，将中国科技品牌形象锁定在低端市场。 

3.技术政治性 

频用“北京”“共产党”等强烈意识形态语词指代中国，形成了针对科技议题的政治角色化叙述套路：中国政府永远是反派，中国企业被描述为帮凶或受害者，中国人民是隐形的背景板，外国企业是富有正义感或备受刁难的悲情角色。 

4.技术威胁性

将“中国威胁论”具化为“科技威胁论”，频用“竞争”“战争”等修辞，鼓吹“中美科技新冷战”，引导读者将中国科技进步视为对美国技术霸权的威胁，渲染焦虑和恐慌情绪。《中国制造2025》被频繁引用并解读为中国称霸世界的计划，以零和博弈的战争框架凸显中国的对抗性和威胁性，为美国政府的对华科技战和贸易战张目。 

通过上述新闻叙事中强调的关键词、隐喻、概念、符号和图像，《华尔街日报》新闻“语言中表现出来的支配、歧视、权力和控制的不透明和透明的结构关系”［41］构建起了“遏制和污名”中国科技的新闻框架，从技术研发到终端售卖，从单一产品到科技公司到整个中国社会，其舆论动员目标明确、环环相扣，渲染中国科技的安全威胁，意图制造“国际舆论壁垒”［42］，将中国科技产品困锁在低端市场，阻遏中国科技发展。

（二）报道倾向性变化与关键历史节点

对1558篇样本进行倾向性统计，将积极评价中国科技的文本视为正面，将消极评价中国科技的文本视为负面，介于二者间的则为中性。[由两位分析员背对背独立分析，判断不一致时则由第三位分析员进行评判，以确保倾向性判断的相对客观。]如图2所示，以2018年为界，此前报道以中性为多，但2018开始，负面报道显著递增。

图2  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倾向性

对正面报道赋值2，中性报道赋值1，负面报道赋值-1，进行年度加总积分，获得《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倾向性的整体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2016—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倾向性整体趋势

从2017年到2019年，构成一条显著下滑线，整体从相对中性迅速滑向负面倾向，2018年整体转为负面。这个过程伴随着2017年3月开始的中兴制裁、华为禁令、关税贸易战等。与前述新闻类型对照，印证了《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主观偏向性不断增强，新闻客观性大幅下滑的整体特征。

2018年是《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倾向的转折年。2018年1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电子设备边境搜查指令》（1月5日）、美众议院通过《网络漏洞披露报告法案》（1月9日）和《网络外交法案2017》（1月17日）、美参议院提出《数据泄露预防和赔偿法案2018》（1月10日）、特朗普签署《FISA修正案再授权法2017》（1月19日），美参议员提出《惩治通过网络干涉选举行为法案》（1月16日）。所有这些都围绕“国家安全”主题。还是在2018年1月，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失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宣布放弃销售华为手机。紧接着一个更重要的历史事件：2018年1月9日美国提出《保护美国政府通信法案》（Defending U.S.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Act），禁止美国政府机构采购与使用华为、大唐、中兴等中国公司的通信产品和服务，并禁止联邦政府与使用这些公司设备的美国公司签合同。围绕上述立法背景，这一专门针对中国科技产品的《保护美国政府通信法案》，构成了美国对中国科技遏制战的关键时间节点，意在制定今后对待中国科技的法理依据。2018年初，围绕“国家安全”的一系列立法，事实上已从立法和政策层面锁定了美国此后都将把“国家安全”视为高悬科技领域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将长期主导其对待中国科技的政策走向。

从图3看，2020年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整体倾向性重归正值，正面报道略有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科技报道的整体倾向性重新扭转。分析22篇正面报道中有关Tiktok的9篇新闻，其报道重点是该企业对西方世界的“无害化”行动和对美国有益之处，着力说明如何瓜分吞并Tiktok才是最有益于美国的利益算盘：“这笔交易可能重塑全球科技格局，……将确保美国TikTok用户的数据被转移到美国，……使美国拥有一颗中国科技皇冠上的宝石，从而让华盛顿战胜北京”［43］，表达了其合谋围猎、分赃掠夺中国科技成果的企图。

（三）主题词分析：节点—象征链构建的身份对抗

话语节点是一组彼此铰接的能指，通过接合实践以支持言说主体力图表达扩展的象征链。通过语料库主题词分析[采用AntConc语料库分析软件，以使用较多的英国国家语料库BNC为参照语料库，提取分析语料库中的主题词；将同一含义的不同结构词汇整合（如technology整合至tech），剔除 “China”“Chinese”“U.S.”三个检索词和无意义的be动词（am，is等） 、虚词和助动词（do，did等）。]，找到话语节点，了解关于身份构建的不同象征链——“等价链”和“差异链”，分别用以建构政治话语的认同性身份和对抗性身份。以“2018年1月9日美国提出《保护美国政府通信法案》”为时间分割线，将搜集到的1558篇文本再分为两个语料库：此时间点前660篇涉华科技报道（共351811个实词），之后844篇涉华科技报道（共514043实词），实词比1∶1.46，适合分别进行主题词分析和一致性分析，主题词词频分布选择前30位，如表2、表3。

表2  2018年1月9日前涉华科技报道关键词词频表（左）  

表3  2018年1月9日后涉华科技报道关键词词频表（右）

2018年1月9日前，《华尔街日报》最关注中国的科技应用带给美国公司的机会，强调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新技术应用地，是美国科技产业在国际市场中获取收益的“一大亮点”（见表2）。［44］表2的高频主题词“market”（市场）排第4位，关联高频词还有“sale”（销售）、“revenue”（利润）、“growth”（成长）、“share”（共享）、“yuan”（人民币元）等。

2018年1月9日后，“Huawei”（华为）、“TikTok”、“security”（安全）、“5G”“ZTE”（中兴）等高频主题词猛然跃升前列（见表3）。“security”的词频猛然增跃至第6位，而“5G”的词频跃升了54倍，“Huawei”词频跃升了9倍。之前的“market”一词悄然跌落到第13位，“sale”“revenue”“growth”“share”“yuan”等关联具体交易业务的主题词完全被挤出，取而代之的是“trade”（贸易）、“deal”（交易）、“commerce”（商业）这类描述宏观业态的词。同时，“Trump”、“official”（官员）、“national”（国家的）、“department”（部门）、“administration”（行政管理）、“president”（总统）等涉及美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主题词成为新的话语节点，凸显了很强的政府主导性和政治博弈色彩。围绕“Huawei”“TikTok”“5G”等，《华尔街日报》反复强调“安全”，形成了话语节点的整体转向，对中国科技发展现实予以新的叙事建构，将之放置于“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这一新闻框架下，原有的“市场-合作-收益”的新闻框架被冷落，形成了对中国科技的对抗性身份构建。

（四）一致性分析：霸权话语的意义构建

霸权需通过将其固定在称为节点的特定能指周围来构建意识形态意义，以方便形成一个话语体系的稳定的意义系统，实现意义认同。词丛搭配的一致性分析是研究霸权话语意义构建的重要工具。［45］ 2018年1月9日前，《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中的“national security”（国家安全）搭配频率为116次。2018年1月9日后，“national security”搭配频率为790次，跃升6.8倍，紧跟其后出现了之前语料中罕见的搭配：“national defense”（国家防御），“national interest（s）”（国家利益），用以凸显美国正面临严峻威胁，必须集合全国资源、调动各阶层一起抵御外来力量对其超级霸权的挑战。

围绕主题节点“security”，“security concern”（安全关切，204频次）、“security threat”（安全威胁，165频次）、“security risk”（安全风险，140频次）等词丛组合频次最高；围绕主题节点“tech”（技术）出现了此前罕见的“tech battle”（技术战，28频次）、“tech rival（s）”（技术竞争对手，9频次）、“tech tensions”（技术对立，10频次）、“tech divorce”（技术离婚，8频次）等词丛，进一步强化科技领域正面临“security threat”的冲突性叙事。《华尔街日报》用“差异链”将中国科技界定为对美国及整个西方社会所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威胁和挑战，进一步排斥和异化中国科技。

2018年1月9日后，“Huawei”“company”“technology”“Tik Tok”“Trump”“security”等成为中心节点主题词，与其他节点高频共现。我们用Gephi软件对话语节点进行共现网络分析的可视化[ 2018年1月9日后的语料库实词文本，选取了度（instances）大于600的节点主题词共计44个进行共现网络分析，随后通过软件本身的模块化算法社区探测发现（community detection）算法进行网络聚类，根据词的主题偏向进行归类，调整完成图谱模块化划分，形成两类主题词簇的网络聚类。]。如图4所示，深色代表科技贸易类词簇，较凸显的主题词有“company”“App”“user”“commerce”等；浅色代表国家安全类词簇，代表性主题词有“Huawei”“technology”“TikTok”“Trump”等。国家安全的主题词簇聚类明显压倒了科技贸易的主题词簇，成为联系政府和商贸公司的主要话语桥梁，几乎涵盖了涉及中国科技的所有相关公司及新闻事件。

图4  2018—2020年《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的主题词共现网络

经《华尔街日报》的话语策略，中国科技被塑造为对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的双重威胁（“economic and national-security threat”），方便了政客与资本家在对中国科技进行符号污名与资本侵吞时的媾和同谋与利益捆绑。《华尔街日报》对中国科技的“他者化”“排斥性叙事”，辅以“battles”（战争）的话语节点词，将中国科技视为“敌手和对手”，将科学技术议题转化为国家安全议题，将“market share”（市场合作）关系转化为“technology battles”（科技战争）关系。这些颇具煽动性的节点词汇和象征链串接成有效的催化剂，为其动员舆论加强美国霸权身份认同，遏制中国以便资本掠夺，提供了符号武器。

03

讨论与结论

（一）“影子种族主义”话语：构建对抗性身份想象，实施对华科技的双重劫掠

《华尔街日报》的涉华科技报道，不仅应和了美国政府及参众两院针对中国的科技遏制与安全立法的舆论动员之需，且通过“安全—威胁”的冲突性话语节点词簇形成的“差异叙事链”，建立“我们（美国超级强权，the U.S.Superpower）”与“他们（中国挑战者，Chinese Challenger）”的身份对抗，巩固和维系前者作为全球霸权的身份地位，将后者塑造为与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难以相容的“他者”，以剥夺中国科技的合法性立身之名，延续并再生产了“东方主义”的叙事。

赛义德认为，“本质上，东方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它从两个方面——外来性和野蛮性来强调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以西方为标尺来衡量东方，强加给“东方”以“低等”“无序”“非理性”“原始”等固化特征，用以维系西方的“优越”“有序”“理性”“对称”等特权。［46］ 实证研究发现：西方媒体在涉中议题上的民族国家主义框架，是一种表达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日常再现形式，［47］这种“如影随形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植根于更广泛的经济结构和物质利益”，使用语言、宗教或种族标准来确定成员资格，强化了不同种族和/或族裔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利分配的社会实践合法性。［48］ 它不仅是信仰或话语陈述，还是将这些信仰或世界观作为一种霸权主义，以剥夺权利或平等为基础强加于人的能力，嵌入到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中［49］，其行为表现包括：口头拒绝、回避、歧视、人身攻击和灭绝、偏见做法、态度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力量支持、操纵歧视性的活动等。［50］

《华尔街日报》采取差异链话语策略，全方位污名中国科技，正是“东方主义”在当下的演进形式，是基于西方优越性至上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媒体的话语修辞实践，可称为“影子种族主义”。它“通过话语符号得以呈现出的身份镜像，构造了人们认知观念界的现实” ［51］，成为强有力的、具有资本再分配功能的符号控制术和资本掠夺术。“《华尔街日报》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联系最为紧密”［52］，围绕中国科技的报道，是服务于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开展全球资源掠夺和霸权竞争的重要符号手段，以“国家安全防御”为出师之名，实质是隐藏巧妙的掠夺性进攻手段，方便霸权进行全球资本掠夺与引流资源调用。这一对中国科技的符号掠夺和资本侵吞的双重劫掠行径，充分体现了“金钱和政治在新闻选择和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53］，代言的正是以全球为掠夺对象的“美国资本帝国霸权体系”［54］的利益。 

联系9·11后，美国围绕反恐议题，以“国家安全”为主流话语建立起一个全球反恐战略框架，调动其全球盟友资源进行国际关系再布局，进一步加固了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55］ 随着科技议题成为其“国家安全”话语核心，从《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的影子种族主义话语生产中，亦可窥见其效仿此前反恐议题的舆论操作策略，以再次巩固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话语体系的叙事连接企图。

（二）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经济利益多变量媾和，新闻生产沦为霸权的舆论操控工具 

框架理论指出，新闻业是一种用“一种模式或一套想法、假设、信念、价值观或对世界的解释来填充‘框架’的实践”，所有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56］所有的权力语言本质上都易受到总是写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的偏转和影响。［57］“在国际传播中，外交政策问题对媒体关于政治世界的报道发挥着核心作用，”“国家利益和主导意识形态会有力地塑造国际新闻的‘国家利益’范式”，［58］在“基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这一政治变量驱动下，《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报道所形成的“偏见，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解释或呈现某人或某物的特殊利益，以有利于特定群体或观点的方式呈现的新闻故事”［59］。“媒体接受并强化精英人士所建立和解释的边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游戏规则’”［52］（390），“对政治力量（党派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服从以及由此导致的媒体为党派和既得利益集团服务……贯穿于整个新闻文本生产过程之中”［60］。《华尔街日报》对华科技报道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科技遏制默契配合，这种一边倒的舆论制造显然已令《华尔街日报》沦为帝国霸权操控舆论、宣扬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鼓手。

那么，实现这一意识形态生成机制的中介变量是什么？《华尔街日报》的新闻报道一度以“华尔街文体”著称，自诩坚持“严肃、谨慎、高品质和挖掘精神”“不为广告或任何投机、宣传的利益控制”。［61］在2007年被默多克新闻集团收购后，《华尔街日报》转而追求倾向性报道以获得更多读者群的注意力，［62］推动《华尔街日报》以更加迎合读者趣味的视角讲故事，自觉认知“受众想象”构筑“我们共同体”的情感认同。［63］报社长期以读者兴趣和读者立场为考量重点，读者群的性质变化必然影响报刊，这是双方互动的结果。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深陷民粹主义思潮冲击，“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64］成了政客获取选民注意力的政治捷径，进一步固化了受众群体“排斥异族”“寻找替罪羊”的“种族主义”共识。由此构成的受众群与报社的倾向性叙事相互催化，孜孜以求更多读者和更高利润的《华尔街日报》越来越远离新闻专业主义立场。《华尔街日报》的涉华报道表现出“影子种族主义”的话语征象，正是受众社会心理和报社经济利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我们在中文研究文献中首次有效提炼并应用DTA的话语分析工具，有力揭示出贩卖中国“坏消息”的媒体经济利益诉求和美国政府寻求对华科技遏制的政治诉求，以受众社会心理为中介，推动舆论动员中共意凝聚的形成，多变量媾和同谋下的《华尔街日报》涉华科技新闻沦为帝国霸权的舆论操控工具，媒体的“东方主义”叙事演进为“影子种族主义”话语，在认知现实和价值判断领域将非西方社会的科技进步异己化、污名化，意图以美国霸权利益为中心再生产并驯化国际社会关系。反抗美国霸权的国际霸凌，需拆解霸权话语的内部建构机理，识破其媒体话语的“影子种族主义”本相及新闻专业主义伪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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